逃逸外勞可以上銬嗎？ 釐清執法界線與人權考量
「逃逸外勞可以上銬嗎？」這問題，相信許多在第一線執法的警務人員、或是關心相關議題的民眾，都曾在心中燃起疑問。特別是在執行遣返、緝捕的過程中，面對可能具有逃跑風險的對象，使用強制力是否包含上銬？這個看似簡單的動作，實則牽涉到法律授權、執法界線、以及更深層的人權保障議題。本文將深入探討「逃逸外勞可否上銬」的相關規定與實務操作，希望能提供一個清晰、具體且有深度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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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執法依據：法律如何規範？
首先，我們必須回歸法律的根本。在台灣，針對「逃逸外勞」的處理，主要依據是《入出國及移民法》以及相關的行政命令。該法明文規定了外國人非法滯留的態樣，以及主管機關（內政部移民署）的權責。然而，法律條文本身，對於「是否可以對逃逸外勞上銬」並沒有直接、絕對的「是」或「否」的字眼，這往往是實務操作上需要權衡與判斷的關鍵點。
實際上，對於「逮捕」、「拘留」或「強制移送」過程中，是否得使用戒具（包括手銬），一般來說，會依循「比例原則」與「必要性原則」。這兩項原則是現代法治國家對國家權力行使的基本要求，也貫穿在警察執法、司法審判的各個環節。
比例原則：手段與目的的衡平
比例原則，簡單來說，就是國家權力為了達成特定目的，所採取的手段，必須是必要且適當的，不能過度侵害相對人的權益。針對逃逸外勞，執法的目的無非是將其緝捕歸案，並依法遣返出境。那麼，上銬這個行為，是否為達成此目的的「必要」手段？又是否「適當」？
我們可以思考幾種情境：
- 對象具有攻擊性或暴力傾向：如果該逃逸外勞曾有攻擊執法人員、或是具有明顯暴力傾向的紀錄，為了確保執法安全，防止其危害他人或自身，上銬就可能被認為是必要且合理的。
- 有明顯逃跑意圖且風險極高：如果在追緝過程中，該逃逸外勞展現出強烈的逃跑企圖，例如試圖衝撞、攀爬高牆、或是潛入複雜環境，有高度的逃脫可能，為了防止其脫逃，上銬也是一種可能的選項。
- 現場情況複雜且難以控制：例如在人潮眾多的公共場合，為了避免其衝散人群、造成恐慌，或是為了將其安全地帶離現場，上銬可能在當下是為了穩定局勢而採取的必要措施。
必要性原則：是否有替代方案？
必要性原則則更進一步要求，若有其他侵害較小但同樣能達成目的的手段，就應優先採用。這意味著，上銬不能是執法者唯一的選項，也不能是例行性的措施。在沒有其他可行或更溫和的方式能夠有效制止其逃跑、確保安全的情況下，才會考慮使用。
例如，在某些情況下，透過增加執法人員的數量、設置圍捕網、或是利用其他非強制性的約束工具，或許就能達到同樣的效果，此時就不應輕易動用手銬。
實務操作的眉角：當執法人員面臨抉擇
回到第一線的執法現場，情況往往是瞬息萬變的。警員或移民官在追捕逃逸外勞時，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做出判斷。他們會考量哪些具體的因素呢？
根據過去的執法經驗與相關案例，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常見的判斷依據：
情境評估：逮捕現場的風險判斷
- 對象的身心狀況：觀察逃逸外勞是否有明顯的精神異常、情緒激動，或是對執法人員展現敵意。
- 周邊環境的安全性：逮捕地點是否靠近交通要道、建築工地、或是其他可能對逃逸外勞或執法人員造成危險的區域。
- 潛在的協助者：是否有可能有同夥或非法雇主意圖介入，干擾逮捕行動。
- 逃逸外勞的體格與抵抗能力：對於體格較為壯碩、或是有格鬥經驗的對象，抵抗的可能性自然較高。
戒具使用的內部規範
雖然法律條文沒有明文禁止，但各執法機關（如內政部移民署、警察機關）通常會有內部對於「戒具使用」的相關規定或作業程序。這些規定旨在提供第一線人員一個明確的指引，確保執法的合法性與一致性。這些內部規範通常會強調：
- 戒具使用的授權：通常需要由現場主管或資深人員判斷後下令使用。
- 使用時機的限制：明確列出「何種情況下」可以使用戒具，並非隨意使用。
- 使用後的記錄與報告：任何戒具的使用，都必須詳細記錄事由、過程，並呈報上級。
我國相關單位的主張與釋疑
過去，針對類似議題，例如「警察是否有權對無罪之人上銬？」，相關單位（如法務部、內政部）的解釋或法院的判決，都傾向於強調「非窮盡一切手段不得使用」的原則。對於逃逸外勞，雖屬非法滯留，但其本質上並非現行犯，也未經法院判決有罪。因此，在執行逮捕、移送過程中，上銬的動作，更應審慎為之。
值得一提的是，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警察執行職務時，對於有「抗拒、逃亡或攻擊之虞」者，可以使用戒具。雖然《入出國及移民法》的執行者主要為移民署，但其執法權力與性質，與警察有部分重疊之處。因此，這項法律原則，也常被援引作為判斷逃逸外勞是否可上銬的參考。
人權的維護：在執法與權利間的平衡
我們必須強調，「逃逸外勞」的身份，並不代表他們喪失了基本人權。即使非法滯留，他們依然受到我國憲法與國際人權公約的保障。過度或不當使用強制力，不僅可能觸法，更會損害我國的國際形象，並引發人權爭議。
潛在的濫用風險
如果沒有嚴謹的規範與監督，上銬的權力，確實存在被濫用的風險。例如：
- 基於方便性而非必要性：執法人員為了省事、求快，直接將逃逸外勞上銬，而非耐心溝通或採取其他更溫和的手段。
- 刻板印象或歧視：因為其「逃逸外勞」的身份，就預設其有暴力傾向或逃跑意圖，而直接施加手銬。
- 報復性或懲罰性：在逮捕過程中，將上銬視為對其「逃逸行為」的一種懲罰。
如何確保合乎比例原則？
為了確保上銬行為合乎比例原則，我們建議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努力：
- 強化執法人員的教育訓練：除了法規知識，更要加強人權意識、衝突處理、以及情境判斷能力的訓練。
- 建立更細緻的風險評估標準：針對不同類型的逃逸外勞，以及不同的逮捕情境，制定更具體、可操作的風險評估表。
- 引入獨立的監督機制：對於戒具的使用，設立更嚴格的內部審核，甚至在必要時，引入外部（如監察、人權團體）的監督，確保執法公正。
- 善用科技輔助：例如，在某些高風險情境下，可以考慮使用GPS追蹤器等科技手段，減少直接強制力的介入。
逃逸外勞被上銬的常見疑慮與專業解答
許多民眾對於逃逸外勞是否能被上銬，仍有許多疑問。以下針對幾項常見的疑慮，提供更詳細的專業解答：
1. 逃逸外勞是否等同於犯罪嫌疑人？
這是最大的誤解之一。逃逸外勞，係指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關於居留期限或非法工作的規定，其行為屬於行政違法，而非刑事犯罪。換句話說，他們並非觸犯刑法而應受刑事處罰的對象，而是違反了出入國及移民相關的行政法規。因此，在法律上，他們與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並不相同。這也更加凸顯了，在處理他們時，不應比照刑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來對待，更不能預設其為「罪犯」。
2. 移民署執法人員與警察執法，在戒具使用上是否有差異？
雖然執行單位不同，但對於「戒具使用」的基本原則，兩者是共通的。無論是警察職權行使法，或是移民署內部可能有的相關作業規定，都圍繞著「必要性」和「比例性」展開。警察法規對於「抗拒、逃亡或攻擊之虞」的規定，為移民署執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但移民署在實際操作上，更側重於「避免其再次逃逸」及「確保其能順利接受遣返程序」這兩個主要目的。重點仍在於，上銬必須是阻止其逃跑、確保安全，並且沒有其他更溫和手段可行的唯一選項。
3. 如果逃逸外勞只是因為害怕而哭鬧，是否可以上銬？
僅僅是害怕、哭鬧，通常不足以構成「有抗拒、逃亡或攻擊之虞」的條件。執法人員應先嘗試安撫、溝通，了解其哭鬧的原因。除非其哭鬧行為已經演變成具有攻擊性、意圖傷害他人、或是試圖強行衝撞、逃脫，否則單純的情緒反應，不應成為使用手銬的理由。此時，更重要的是耐心與同理心，而非立即訴諸強制手段。
4. 在何種情況下，上銬是「必要」且「合理」的？
我們前面已提過幾個情境，但更具體地說，可以包含以下幾點，並需要現場人員綜合判斷：
- 已被確認有多次逃脫紀錄：如果該名逃逸外勞，在過去的收容或移送過程中，有多次成功逃脫的紀錄，或是表現出極高的逃脫技巧，那麼在再次進行移送時，就可能被認為有較高的再次逃脫風險。
- 被認為有潛在的危害性：例如，該逃逸外勞過去曾有傷害他人、或是從事高風險工作的紀錄，而有潛在的暴力傾向。
- 環境極端惡劣或複雜：例如，在深夜、偏僻地區、或是地形複雜、人跡罕至的地方進行逮捕，為了確保其安全（防止跌落、失蹤等），且防止其利用環境逃脫，上銬也可能被考慮。
- 其他執法人員或公眾安全遭受立即威脅：若該逃逸外勞對現場執法人員或周邊民眾構成立即的、具體的安全威脅，例如手持武器、意圖攻擊，上銬就是必要的強制手段。
必須強調的是，這些判斷並非絕對，而是需要現場執法人員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進行個案的、審慎的評估。這也說明了為何在實務上，會有「因地制宜」、「因人而異」的彈性空間。
5. 使用手銬後，是否需要立即解除？
原則上，手銬的使用應是暫時性的，僅限於有必要限制其行動、防止其逃脫或危害的期間。一旦該項必要性消失，例如已經將其安全帶離危險區域、送往安全處所，或是確認其已無法再構成逃脫或危害的威脅時，就應立即解除手銬。長時間、不必要的配戴手銬，就可能構成不當使用，甚至侵犯人權。
6. 如果逃逸外勞並未反抗，是否還能上銬？
如果逃逸外勞完全沒有任何反抗、逃跑的跡象，且現場環境相對安全可控，那麼上銬就可能不具備「必要性」了。執法人員應當以最小的強制力來達成執法目的。這時，若仍強制使用手銬，就可能違反了比例原則。當然，有時候潛在的風險難以立即判斷，這時執法人員的專業判斷就顯得格外重要，但前提依然是基於對「風險」的合理判斷，而非主觀的臆測。
總結來說，「逃逸外勞可以上銬嗎？」這個問題，並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它是一個在法律授權、執法必要性、人權保障等多重因素下，需要現場執法人員進行個案判斷的複雜議題。我們期待透過更清晰的法規指引、更嚴謹的內部規範，以及更為普遍的人權意識，來確保執法的公正性與人權的尊嚴，在追求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的同時，也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個體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