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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婦可以上銬嗎？一個複雜而敏感的法律與人權議題

這個問題，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跟我一樣，第一時間直覺反應是：「蛤？孕婦怎麼可以上銬？太誇張了吧！」然而，現實往往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就如同前陣子新聞上偶然看到有孕婦因涉案被執法人員拘捕，並且被施以戒具時，我心裡就升起了這份疑問。究竟在法律上，孕婦能否被上銬？這不僅僅是一個法律條文上的問題，它更牽涉到人權保障、倫理道德、醫學考量以及執法實務上的諸多挑戰。

快速且精確的答案是：原則上，在極端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的情況下，執法人員可能對孕婦施以戒具，但這必須在嚴格遵守人權、醫學考量和最小化傷害的前提下進行。許多國際公約和國內指引都強烈建議應盡可能避免，並優先考慮替代方案。這絕不是一個可以輕易施行的常態性做法。

我的這篇文章將會帶大家深入探討這個充滿爭議的議題，從法律的視角、人權的底線、醫學的專業建議，到實際執法時面臨的兩難，希望能提供一個全面且具有深度的解析。

為什麼「孕婦上銬」會成為一個引發廣泛討論的議題？

當我們談到「孕婦」這個詞，腦海中浮現的通常是生命的新生、溫柔與脆弱。她們的身體狀態特殊，肩負著雙重生命的責任。因此，當「孕婦」與「上銬」這類象徵著束縛、強制與潛在傷害的行為連結在一起時，自然會觸動社會大眾敏感的神經，引發強烈的不安與質疑。這種情感上的反彈，其實背後隱含著我們對弱勢群體保護的集體意識，以及對執法權力行使邊界的深度關切。

從更深層次來看，這不僅僅是單一個案的爭議，更是對一個文明社會如何平衡「公共安全」與「個人權利」的重大考驗。我們當然希望社會安定，犯罪者能受到應有的制裁，但同時，我們也絕不能容忍在追求這些目標的過程中，對特定群體造成不必要、不人道，甚至可能導致無法彌補傷害的對待。尤其當這個群體是孕婦，其身心狀態的特殊性，使得任何強制措施都必須被放大檢視。

我個人認為，這份討論之所以熱烈，是因為它觸及了我們作為人最根本的同理心。誰能忍心看著一位懷有身孕的女性，可能因為執法過程中的不當對待，而讓她腹中的胎兒面臨風險？這份憂慮是真實且普世的，也是促使我們必須嚴肅探討此議題的原動力。

法律怎麼說？法規與人權原則的交織點

從法律層面來看，台灣的《警察職權行使法》、刑事訴訟法以及《警械使用條例》等法規，確實賦予了執法人員在特定情況下對人民採取逮捕、拘提、施用戒具的權力。這些權力旨在確保犯罪偵查的順利進行、防止嫌犯逃亡、保護執法人員自身及他人安全。

然而，這些權力的行使並非無限上綱。所有的執法行為都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也就是說，採取的手段必須是達成目的所必需的最小侵害，且造成的損害不能與所欲達成的目的顯失均衡。對於孕婦這類特殊對象，這個「比例原則」的衡量標準會被提到一個非常高的層次。

國際人權公約的明確導向：優先保護孕婦尊嚴

在國際上，許多人權公約和準則都對此有明確的規範，它們為各國制定國內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其中最常被引用的包括：

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曼德拉規則」）：儘管這主要針對已收監的囚犯，但其精神也延伸至拘捕過程。曼德拉規則強調應尊重所有囚犯的尊嚴，並對女性囚犯（特別是孕婦）給予特殊照顧。
聯合國《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監禁措施曼谷規則》（「曼谷規則」）：這是針對女性囚犯的專門規則，其中第48條明確指出，在懷孕期間和分娩後，不應對女性使用束縛或戒具，尤其是在分娩、分娩前和分娩期間，除非有生命危險，且其他所有措施都已失敗。對於需要護送就醫的孕婦，也應盡可能避免使用戒具。這條規則的精神，其實就是強調了對孕婦的最低限度束縛原則。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其中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這也為對孕婦施加戒具的行為設定了極高的門檻。任何可能對孕婦身心造成重大傷害的行為，都可能觸及此禁令。

這些國際規範共同傳達了一個非常清晰的訊息：對孕婦使用戒具，無論是上銬、腳鐐或其他形式的束縛，都應視為極端例外的最後手段，且必須受到嚴格的審查和限制。其核心精神是保護孕婦的健康與尊嚴，以及胎兒的福祉。

我認為，台灣作為一個人權保障的民主國家，雖然國內法規可能沒有逐字逐句地將「曼谷規則」納入，但在執法實務上，應該要參照這些國際標準的精神來制定更為細緻且具人道考量的內部指引。畢竟，法律的文字是死的，但執法的溫度與智慧，卻能影響一條條活生生的人命。

醫學上的風險與考量：不能輕忽的身體狀況

在討論法律的權力邊界時，我們絕不能忽略醫學上的專業判斷。孕婦的身體狀況與一般人截然不同，從懷孕初期到後期，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生理變化和潛在風險。因此，對孕婦施加任何形式的束縛，都可能帶來比想像中更嚴重的後果。

懷孕期間施用戒具的潛在醫學風險

當一位孕婦被上銬，尤其是手銬、腳鐐或腹部束縛時，可能引發一系列的醫學問題：

跌倒及腹部創傷風險： 孕婦的重心改變，平衡感較差，尤其隨著肚子變大，行動更顯笨拙。手銬或腳鐐會嚴重限制她們的肢體活動能力，增加跌倒的風險。一旦跌倒，腹部直接或間接受到撞擊，可能導致胎盤早期剝離、子宮破裂、胎兒損傷甚至流產或早產，這是最讓人擔憂的狀況。
血液循環問題： 長時間保持相同姿勢或束縛過緊，可能壓迫血管，影響血液循環。孕婦本來就容易出現水腫，且懷孕期間血液凝固能力增加，長時間的肢體受限會提高深層靜脈栓塞（Deep Vein Thrombosis, DVT）的風險，這是一種可能致命的併發症。
心理壓力與生理反應： 被上銬本身就是一個極具壓力的事件，對於荷爾蒙分泌變化大、情緒相對敏感的孕婦來說，這種心理衝擊會更加劇烈。巨大的壓力和焦慮可能導致血壓升高、心跳加速，甚至引發子宮收縮，增加早產的風險。有些研究甚至指出，孕期壓力對胎兒的發育也有潛在的負面影響。
排泄與不適： 孕婦常有頻尿問題，被上銬可能會延遲或限制其如廁，造成極大的身體不適與心理壓力，甚至可能導致泌尿道感染。此外，孕吐、腰痠背痛等常見孕期不適，在束縛狀態下會被放大，使孕婦更加難受。
緊急醫療處置受阻： 若孕婦在拘捕或羈押過程中突然出現緊急狀況，如羊水破裂、大出血、胎動異常或昏厥，戒具的存在會嚴重阻礙醫療人員的即時檢查和施救，進一步延誤寶貴的治療時間。

我個人認為，醫學上的這些風險是我們在考量是否對孕婦施以戒具時，絕對不能打折扣的關鍵因素。執法人員或許不是醫療專業人員，但他們必須清楚認知到這些潛在的生命威脅。任何可能導致孕婦或胎兒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的行為，都應當被視為極其嚴重的問題。

因此，在任何情況下，若必須對孕婦進行拘捕，執法人員都應當第一時間評估其孕期狀況，並盡可能提供必要的醫療支援或諮詢。這不僅是人道考量，更是避免造成無法挽回悲劇的預防措施。

執法人員的實務挑戰與最佳準則

我們理解，執法人員在執行公務時，也面臨著確保自身安全、控制嫌犯、防止逃亡等多重壓力。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權衡。如果一位孕婦是涉嫌重罪，且有暴力傾向或高度逃亡風險，那麼單純以「她是孕婦」為由就完全不採取任何防範措施，對執法人員或公眾來說，也可能造成危險。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可以隨意或不加思索地對孕婦上銬。作為一個文明社會的執法機構，必須制定一套嚴謹且人道的準則，來應對這種特殊情況。

執法人員在面對孕婦拘捕時的考量因素與應對策略

面對涉案的孕婦，執法人員在評估是否需要使用戒具時，我認為應當謹記以下幾個關鍵考量，並優先採用風險最低的替代方案：

危害性評估： 這位孕婦是否具有暴力傾向？她是否對執法人員、其他嫌犯或公眾構成實質威脅？這是決定是否需要使用武力或戒具的最根本依據。若無實際暴力行為或威脅，則應避免使用。
逃亡風險評估： 涉案情節輕重、有無前科、是否有親友接應、對自身行為的反省程度等，都是評估逃亡風險的指標。若逃亡風險極低，則應考慮較為寬鬆的監控方式。
孕婦週數與健康狀況： 這是醫學考量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執法人員應在可能範圍內，詢問並評估孕婦的孕期週數、是否有高風險妊娠（如妊娠糖尿病、高血壓、前置胎盤等），並密切注意其身體反應。孕期越後期，尤其是在分娩前夕或分娩中，使用戒具的風險和禁忌就越高。
有無其他替代方案： 這是最關鍵的。在判斷是否使用戒具前，執法人員必須窮盡所有其他較輕微的控制方式。
- 口頭警告與勸說： 首先嘗試透過溝通來控制局面。
- 增加警力或監控人員： 以人數優勢來確保安全，而非物理束縛。
- 選擇性使用戒具： 若非用不可，是否能使用前手銬而非後手銬？是否能只使用手銬，而非手銬加腳鐐？前手銬允許孕婦有更多自由度來保護腹部，且在緊急情況下便於自我保護或接受醫療協助。
- 軟性束縛： 在某些情況下，是否有非金屬材質的軟性約束帶可以替代？（當然，這也需要嚴格評估安全性）。
- 優先安排安全交通工具： 確保在押解過程中使用安全穩定的車輛，避免顛簸造成不適或風險。
醫療支援的可近性： 無論是否使用戒具，只要是拘捕孕婦，就應當確保在押解和羈押期間，能迅速獲得醫療協助。這可能意味著需要有醫護人員隨行，或者押解路線經過醫療機構，以便在緊急情況下立即送醫。
詳細記錄與報告： 每次對孕婦使用戒具的行為，都應當詳細記錄其原因、評估過程、使用的戒具種類、時間長度，以及孕婦的反應。這不僅是為了事後審查，也是對執法人員行為負責的體現。

我個人認為，警政機關應該投入更多資源，為執法人員提供針對孕婦等特殊群體的專門培訓。這種培訓不應僅限於法律條文，更應包含醫學常識、心理諮詢技巧以及不同情境下的實務演練。唯有如此，才能在確保公共安全的同時，最大程度地保障孕婦與胎兒的人權與福祉。

社會觀感與倫理爭議：誰來為弱勢發聲？

當一張孕婦被上銬的照片或影像公佈於眾時，往往會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這種強烈反應，不僅僅是因為新聞的視覺衝擊力，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它觸動了人們心中對「正義」與「人道」的根本認知。

公眾輿論的道德壓力與倫理困境

社會大眾普遍認為，孕婦是社會上相對脆弱的群體，理應受到特別的保護和關懷。因此，當執法機構對孕婦施以強制措施，尤其是手銬腳鐐這種通常用於重犯或危險分子的戒具時，很容易被解讀為「過度執法」或「不近人情」。這種負面觀感一旦形成，不僅損害執法機構的公信力，更會加劇社會對執法公正性的質疑。

倫理上的爭議點在於，我們是否願意為了社會的整體安全，而犧牲特定弱勢群體的尊嚴，甚至潛在的生命風險？我認為，一個文明社會的標誌，恰恰在於它如何對待最脆弱的成員。對孕婦施用戒具的討論，正是檢視我們社會人道底線的一面鏡子。

人權團體與倡議者的角色

面對這樣的爭議，人權團體和相關倡議組織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們往往會從國際人權標準出發，持續呼籲政府和執法部門檢討現行政策，推動更符合人道精神的法規修訂與實務準則。他們透過研究報告、公眾教育、法律援助，以及媒體曝光等方式，為那些在執法過程中可能受到不當對待的孕婦發聲。

這些團體的努力，有助於提升社會大眾對此議題的認知，形成一股強大的道德壓力，促使政策制定者和執法者必須正視並回應這些人道關切。例如，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等國際人權機構，就長期關注全球範圍內女性囚犯和孕婦的待遇問題，並積極倡導各國採納「曼谷規則」的精神。

我個人認為，社會觀感和倫理爭議並非是單純的「感情用事」，而是對執法權力行使邊界的必要監督。執法者在追求正義的同時，也必須時刻反思其行為是否符合社會普遍認可的道德標準。這種良性互動，才能促使法律更具溫度，執法更有智慧。

表格：不同情況下孕婦上銬的考量優先級（示意）

為了讓這個複雜的議題更清晰，我試著將不同情境下的考量因素和建議處置原則整理成表格。請注意，這是一個原則性的示意表，實際情況仍需執法人員根據現場狀況和專業判斷來決定。

情境描述	危害性評估	逃亡風險評估	孕婦健康風險	建議處置原則	額外考量
情境一：涉輕微犯罪，無暴力前科，配合度高。	低	低	一般	應盡力避免上銬。若確有必要（如人數不足），考慮前手銬並全程嚴密監護，確保其活動空間和身體舒適。	優先考慮口頭控制、增加警力、指定專人監護。即時提供醫療評估。
情境二：涉較嚴重犯罪，無暴力前科，有潛在逃亡可能。	中低	中	一般	審慎評估必要性。若決定上銬，應優先採前手銬，並確保束縛不過緊。全程保持警惕，密切觀察孕婦狀況。	加強車輛安全措施，減少途中停留。準備醫療急救方案。
情境三：涉嚴重暴力犯罪，有暴力前科，或現場具攻擊性。	高	高	可能受影響	在窮盡其他所有替代方案後，若判斷仍有實質安全威脅，可考慮使用戒具。必須優先考慮孕婦及胎兒安全，盡可能使用前手銬，並立即安排醫療檢查。	緊急情況下，應先控制局面，隨後立即提供醫療協助。詳細記錄決策過程及理由。
情境四：拘捕過程中，孕婦突然出現緊急醫療狀況（如出血、宮縮、昏厥）。	不適用	不適用	極高	立即解除所有束縛。無論案情輕重，首要任務是確保孕婦及胎兒的生命安全，立即送醫，並通知家屬及相關醫療單位。	此時，所有執法行為都必須讓步於生命救助。
情境五：在醫院進行分娩、分娩前或分娩後期間。	通常低	通常低	極高	嚴格遵守「曼谷規則」等國際標準，絕不應對孕婦使用束縛或戒具，除非有生命危險且其他措施都已失敗。應以警力監控替代物理束縛。	尊重醫療專業判斷，確保產婦在無束縛環境中安全分娩及恢復。

這個表格只是提供一個思考框架，它強調的是在不同情境下，對孕婦的保護程度應當逐步提升。特別是在高風險的情境下，雖然戒具使用可能性增加，但同時對醫療協助的需求和緊迫性也隨之升高。

結論：權衡中的智慧與同理心

「孕婦可以上銬嗎？」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是」或「否」能概括其複雜性。它是一場在法律賦予的執法權力、人權保障的普世價值、醫學上對生命健康的嚴謹考量，以及社會對弱勢關懷的道德期待之間，所進行的艱難權衡。

我的分析想強調的是，執法並非冰冷的機械式操作，它需要智慧、彈性，更需要深厚的同理心。對於孕婦這類特殊群體，任何強制措施都應當被視為極端例外，且必須符合「最小侵害原則」與「比例原則」的最高標準來執行。

這需要一個多方面的努力：政府必須制定更明確、更具人道精神的政策指引；警政單位應加強對執法人員的專業訓練，不僅是法律知識，更應包含醫學常識與情境判斷能力；社會大眾也應持續關注此議題，成為監督執法權力行使的重要力量。唯有透過法律的規範、人權的底線、醫學的專業建議，以及社會的共同關懷，我們才能找到一個既能維護公共安全，又能最大程度保障孕婦與其腹中胎兒尊嚴與健康的平衡點。

讓我們共同努力，讓我們的社會在追求正義的同時，也永遠不忘記對生命的尊重與對弱勢的關懷。

常見相關問題與專業解答

Q1: 孕婦一定不能上銬嗎？

這是一個非常常見的誤解，但答案並非絕對的「一定不能」。在法律上，並沒有一條明確的條文寫著「孕婦絕對不能上銬」。執法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確實被賦予了使用戒具的權力，以應對防止脫逃、自傷傷人或破壞證據等情況。

然而，這份權力在面對孕婦時，會受到極為嚴格的限制與檢視。國際人權標準，特別是聯合國《曼谷規則》，明確指出應盡可能避免對孕婦使用戒具，尤其是在分娩前後。國內的執法實務雖然沒有完全禁止，但普遍傾向於「盡量避免」和「非不得已不為」的原則。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極高且實質的逃亡風險、暴力傾向或對他人造成立即危險的疑慮，一般情況下，執法人員應優先考慮其他替代方案，而非直接對孕婦上銬。

因此，並非「一定不能」，而是「在極端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窮盡所有替代方案後，才可能考慮使用，且必須高度警覺其風險。」

Q2: 執法人員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對孕婦使用戒具？

執法人員對孕婦使用戒具，必須滿足非常嚴格的條件，且通常是在以下幾種「極端必要」的情況下才可能發生：

高度逃亡風險： 如果被拘捕的孕婦涉嫌重罪，且有確鑿證據顯示她有極高的意圖和能力進行逃亡，且沒有其他方法（如增加警力、嚴密監控）可以有效阻止。
立即且實質的暴力或攻擊性威脅： 若孕婦在拘捕或羈押過程中表現出強烈的暴力傾向，試圖攻擊執法人員、其他嫌犯或民眾，且情況危急，沒有其他手段可以有效控制。
自傷或破壞性行為： 若孕婦有明顯的自傷行為或意圖，或者試圖破壞重要證據，且情況緊急。
無其他替代方案： 在做出上銬決定前，執法人員必須能夠證明已經窮盡了所有其他較輕微的控制手段，例如口頭警告、增加警力、使用軟性約束或非接觸式監控等，但這些方法都無效或不適用於當前情境。

即便在這些情況下，使用戒具的方式也應盡可能人道，例如優先考慮前手銬而非後手銬，避免過度束縛，並全程密切監護孕婦的身體狀況，確保醫療支援隨時可介入。

Q3: 孕婦上銬會有什麼潛在風險？

孕婦上銬的潛在風險是多方面的，涉及生理和心理層面，且可能對母胎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生理風險：

跌倒和腹部創傷： 銬住手腳會嚴重限制孕婦的行動和平衡，增加跌倒的風險。腹部若受到撞擊，可能導致胎盤剝離、子宮破裂、胎兒窘迫、流產或早產。
血液循環問題： 長時間束縛或壓迫可能影響肢體血液循環，增加孕婦常見的肢體水腫，甚至引發深層靜脈栓塞（DVT）的風險，這是一種危險的血管併發症。
加劇孕期不適： 孕婦常有頻尿、孕吐、腰痠背痛等問題。手銬可能導致無法及時如廁，加劇不適。長時間被迫維持某種姿勢也會加重肌肉骨骼負擔。
阻礙緊急醫療： 若孕婦在受束縛狀態下出現如宮縮、大出血、羊水破裂等緊急情況，戒具會嚴重妨礙醫療人員的檢查與急救，延誤黃金治療時間。

心理風險：

極大壓力與焦慮： 被上銬本身就是一種高度屈辱和恐懼的經驗，對於身心敏感的孕婦來說，這種心理衝擊會導致極大的壓力和焦慮，可能引發情緒崩潰、血壓升高、心率加快，甚至影響胎兒健康。
創傷後壓力： 這種經歷可能留下長期的心理創傷，影響孕婦日後的生活品質和親子關係。

綜合這些風險，我認為執法人員在考慮對孕婦使用戒具時，必須將這些潛在的生理和心理代價納入最優先的考量。

Q4: 如果孕婦被上銬，有哪些可以尋求協助的途徑？

如果孕婦在被拘捕過程中被上銬，或者認為自己的權利受到不當侵害，有多種途徑可以尋求協助和保護：

律師協助： 這是最直接且有效的方式。在被告知權利時，應立即要求聯絡律師。律師可以代表孕婦主張權利，檢視執法過程的合法性與比例原則，並在必要時提出申訴或法律訴訟。
通知家屬與親友： 確保家屬知道自己的情況，他們可以代為聯絡律師、人權團體，並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探視或提供支援。
要求醫療協助： 孕婦有權要求醫療評估和照護。一旦感到不適，應立即明確告知執法人員，要求就醫。戒具的存在若影響就醫，應要求解除。
向人權團體求助： 台灣有許多關注人權和婦女權益的非政府組織（NGO），例如台灣人權促進會、婦女新知基金會等。這些團體可以提供法律諮詢、個案協助、媒體曝光，並施加社會壓力。
內部申訴管道： 可以向執法機關的督察單位或政風單位提出申訴，舉報執法人員的不當行為。
向監察院陳情： 監察院是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負責調查公務員違法失職情事，民眾可向其陳情。

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靜，清楚表達自己的需求，並盡可能記下執法人員的編號、單位、事發時間、地點以及整個過程的細節，這些資訊在事後尋求協助時會非常關鍵。

Q5: 國際間對孕婦使用戒具的規範有哪些？

國際社會對於孕婦使用戒具的規範趨於嚴格，主要體現於多項國際人權文書和指引中，這些規範強調保護孕婦和胎兒的尊嚴與健康。其中最核心的兩份文件是：

1. 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曼德拉規則」）：

雖然這份規則主要針對已收監的囚犯，但其人道原則也廣泛適用於拘捕和羈押過程。曼德拉規則強調：

尊重囚犯尊嚴： 應尊重所有囚犯固有的尊嚴和價值。
特殊群體保護： 對於婦女、兒童、病患等特殊群體應給予特殊照顧。

儘管沒有直接禁止對孕婦使用戒具的條文，但其人道精神為後續更具體的規範奠定了基礎。

2. 聯合國《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監禁措施曼谷規則》（「曼谷規則」）：

這份規則是針對女性囚犯的專門指引，對孕婦使用戒具的限制尤為明確和嚴格。其中最關鍵的條文是第48條：

「在懷孕期間和分娩後，不應對女性使用束縛或戒具，尤其是在分娩、分娩前和分娩期間，除非有生命危險，且其他所有措施都已失敗。對於需要護送就醫的孕婦，也應盡可能避免使用戒具。」

這條規則明確闡述了幾個核心原則：

原則性禁止： 懷孕和分娩期間原則上不應使用戒具。
生命危險例外： 只有在孕婦本人對他人或自己構成生命威脅，且已窮盡所有其他替代措施的情況下，才被允許使用。
分娩過程絕大多數禁止： 在分娩、分娩前和分娩期間，對戒具的使用限制更加嚴格。
就醫護送： 即便是在就醫護送期間，也應盡可能避免使用戒具。

除了這兩份文件，許多國家內部也會根據這些國際原則，制定自己的國內政策和警察指引，普遍趨向於在拘捕和羈押孕婦時，採取最少限制性措施，並優先保障其健康和安全。例如，美國的一些州和聯邦層面，已經通過了法律，禁止對懷孕和分娩期間的女性囚犯使用戒具，這正是對國際「曼谷規則」精神的具體實踐。

因此，國際間的規範是極力倡導對孕婦避免使用戒具，並將其視為最後的、極端的、有條件的手段，而非常態性做法。

孕婦可以上銬嗎